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副教授黃福武恰當地點出了解現代以色列史的基礎：「猶太民族不同於任何一個現代民族，在揭示其存在與活動背景時，不論是涉及散居異鄉的猶太人還是當代國際社會中的以色列，都必須經常聯繫它的早期歷史。…猶太民族發端於巴勒斯坦，其歷史、宗教與文化深深根植於這一地區的地理和生態環境之中。…猶太人是最早在迦南立國（大衛王國）的民族，卻是歷史的真實。…關於希伯來人的起源，《聖經》中有比較全面的記述，其主要事件與脈絡同現有的考古發現基本吻合。…」（註1）
 |
聖殿遺址
版權屬david55king/flickr.com |
隨著以色列復國，以阿戰爭爆發，繼而演變成為以巴衝突，以色列地的主權爭奪，至今尚未停止。持續的以巴衝突，驅使一群近代學者重寫以色列地的歷史，他們採納基督教自由派學者的觀點，否定《希伯來聖經》(即舊約聖經)的歷史可靠性。對猶太民族列祖的生平、出埃及的經歷、約書亞領以色列民進入迦南定居的記載、甚至大衛堅立以色列國，並以耶路撒冷為國都的歷史，皆論斷為後代編造的故事。基於拒絕承認猶太民族的祖先在歷史上曾在以色列地建立自己的國家，從而支持現今巴勒斯坦人宣稱該土地本屬他們的前設下，這群歷史重寫派或稱為“新歷史家”質疑聖經中以色列國的記載的真確性，試圖以缺乏考古發掘和同一時期聖經以外的典籍証明，推翻古代以色列國的存在。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在其管理區中，並在聖殿遺址內，大肆破壞古蹟，(參閱有關英文報導)亦同時禁止以色列考古學家進行發掘。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當權者致力銷毀一切古代以色列國和猶太民族在以色列地，特別是耶路撒冷聖殿山的歷史遺跡，令一般人誤以為當今的以色列國是一個只有“六十多年歷史的新興國家”。相對而言，有基督教學者指出這些歷史重寫派的錯謬(註2)，並有著名的考古學家並中東學者K.A. Kitchen著書辯証《舊約聖經》內古代以色列國歷史的可靠性(註3)。
中國有無數學者，在沒有任何宗教背景下，純粹從人文社會學的角度看猶太民族和現代以色列國，皆認定“產生於四千多年前的猶太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與中華文化並列，從古至今一脈相傳的文明主體。”(註4)經過國內眾學者的詳細研究，包括遠赴重洋到美國等西方國家，並到以色列進行深入研究後，對於現代以色列國，這些中國學者提出了有別於許多西方歷史家的獨特看法：
1.“1948年以色列國的建立，確實是猶太民族復興歷史過程中的劃時代事件”，猶太國家的重建，“不能涵蓋猶太民族復興的整個過程”(註5)。這些中國學者是從猶太民族的復興之路來理解現代以色列國，這復興之路仍沒有因以色列復國而告終。與此同時，這些學者提出“Zionism”一詞，譯作「錫安主義」是較「猶太復國主義」更為合適。他們指出從民族復興的角度看以色列國史，不單具學術價值，更具現實意義。
2.「希伯來人在遷移活動中，沿著約旦河搭帳而居。《聖經》中有許多關於向當地人買田的記述，如亞伯拉罕為死去的撒拉向赫人購買墓地，而那個被神改名為“以色列” 的雅各也曾為搭建帳篷而買下了一塊地。希伯來人最初得到的這些田地無疑是其族人後來定居迦南的一個象徵和標誌，說明他們是以“外來人”的身份獲得居住權的。而這些神話故事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出希伯來人早期的民族地位和處境，即希伯來人的“故土”是在遷移過程中從外族得到的。對《聖經》中有關買地的記述，不應僅僅看成是純粹的商業行為，而是講述了一個土地轉讓的過程。這種以購買而非武力的方式取得土地的做法是一種典型猶太方式，並形成了一種傳統。直到現代以色列建國之前的五次阿利亞(註6)，同樣是以大規模購置土地建立定居點的方式為複國奠定了物質和地理基礎。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猶太人自古以來對巴勒斯坦的“征服”和佔有，從現代意義上說具有一定的正當性。……在柯赫巴起義前後(註7)，皇帝哈德良把這個行省的名字由猶地亞改為巴勒斯坦——很顯然，其目的是為了讓人們忘記這塊土地與猶大國民之間的聯繫。正是這一看起來也許是不經意的命令恰恰說明了猶太人在文化主流和種族淵源上的繼承性，反而提醒了人們：這塊土地與猶太民族密切地聯繫在一起。」(註8)
 |
| 意大利凱旋門上羅馬入侵耶路撒冷的雕刻 |
就著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地重建國家的事上，黃福武清楚指出：「希伯來人在亞伯拉罕的率領下第一次踏上了巴勒斯坦的土地，成為猶太人紮根、繁衍的原始根基與標誌；大衛建成了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以色列統一王國，從而為這個民族的發展奠定了實體性的基礎，同時也為猶太人回鄉複國勾勒出明確的地理版圖；而猶太人在猶大國繼承和培育的民族文化與宗教情感，則成為後來的猶太民族的發展基點，並進而為書寫近現代猶太民族的歷史奠定了基礎。…在猶太史上，自所羅門時期最後的統一王國分裂之後，在現代以色列建立之前就再也未能重現往日的輝煌。巴勒斯坦地區由於在地理上處於各大國和主流文明的邊界，因而成為歷代大國和王朝征服和掠奪的對象，但在爭奪過程中易手頻繁，一直處於戰亂之中。僅從西元前6世紀巴比倫人入侵開始，就先後有巴比倫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十字軍、土耳其人等軍事列強輪番入侵，你爭我奪，但卻從未能建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隨著他們流浪的足跡越來越遠，區域越來越廣，他們對聖地的感情非但沒有減弱，反而由於長年的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而益趨強烈。對於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來說，猶太曆的阿布月初九永遠是一個悲傷的日子，因為在這一天聖殿曾兩度被毀。聖殿代表了耶路撒冷，象徵著“應許之地”巴勒斯坦。在客居異鄉的漫長歲月裏，這種錫安情結無疑是回歸家園的動力之源、複國再生的希望之火，成為一代代猶太人寄託哀思、憧憬未來、訴說心靈的精神“約櫃”。…在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歐洲，這些上帝的“特選子民”受盡了宗教迫害、種族歧視、人格侮辱和人身侵害，而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則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慘絕人寰的一幕。…不管他們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飽受非人折磨的猶太人仍然始終把“錫安山”視為民族統一的象徵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一直在渴望著回到上帝的那片“應許之地”。不管是身處中世紀的“隔都”之中，還是擁擠在納粹時期的集中營裏；不管是跋涉在逃亡的路上，還是在舊貨店裏或叫賣的途中；不管是在被推上火刑柱之前，還是在銀行家的寶座上，他們都念念不忘自己心中的“應許之地”。他們每天都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祈禱三次，以表達自己“回家”的心聲；…猶太人在失國之後，經歷了痛苦與彷徨、夢想與反思、掙扎與奮鬥的洗禮，千年的錫安情結終於得到了回報，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跡。」(註9)這千年錫安情結得以滿足，充分表現在以色列的國歌中。(參閱以色列國歌歌詞)
 |
以色列台拉維夫 |
上海猶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等學者探究“為甚麼一個近兩千年沒有自己國土而流散全世界的民族還能頑強地生存下來，繼續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並且經過堅韌不拔的奮鬥最終重建國家、再度崛起”的現況，提出了他們的看法：「猶太民族復興之力量泉源是其根深柢固的民族凝聚力，而這麼強的凝聚力則源於民族傳統、宗教信仰、社團結構三大支柱，即以猶太文化傳統為主體的民族認同感，以猶太教為紐帶的共同信仰和價值觀，以家庭為基礎、猶太會堂為核心的社團網絡。發端於四千年前的猶太文明，遭受了無數外來文化的挑戰和衝擊，甚至敵對力量的壓迫和摧殘，然其主體精神卻能始終保持不變，從古至今一脈相承，而且還能包融、吸收、篩選、改造諸多外來文化的種種特徵，實在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大概僅有漢儒文化才能與之相提並論。即使在以色列建國之後，這一源於三大支柱的堅強凝聚力仍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使以色列得以保持國內的團結一致，並獲得了全世界猶太人的竭力支持，在不到半個世紀裏便再度崛起為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高度發達的強國。」(註10)
在了解近代以色列史時，中國學者提出“只有到古代猶太人立國興邦和大流散曲折歷史中去追尋。…古代猶太國家是在外部力量的攻擊下覆亡的，亡國後的猶太民族要復興，也需要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猶太民族復興的內因──民族內聚力；…猶太民族復興歷史過程中的種種外因──反猶主義、列強爭鬥和國際環境的變遷。…從某程度上看，一部猶太民族復興史，就是猶太民族與反猶主義勢力鬥爭的歷史，也是猶太復興運動與客居地民族及世界各大國之間關係變遷的歷史。”(註11)再者隨著以色列復國，“這種錫安情結並沒有消失，而是賦予了新的內涵：繼續鼓勵猶太人移居以色列，捍衛世界各地猶太人的權利，揭露和反對反猶主義活動，為自己的國家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註12)
更多資料容後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