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來見証歷史
2005年1月24日聯合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特別代表大會中悼念大屠殺的受害者。大會在猶太集中營解放六十週年紀念三天前夕舉行，會上發言者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以色列外長沙隆(Silvan Shalom)、俄羅斯人權大使魯堅(Vladmir Lukin)，及諾貝爾獎得獎者兼大屠殺倖存者伊利維塞爾(Elie Wiesel)，他的發言收錄如下：
代表大會的主席先生，我的朋友秘書長先生，在座各位：
今天早上站在各位面前的這人深感榮幸。作為一位老師和作家，他以見証人的身份述說一個殘酷的獨裁政權，在歐洲基督教文化心臟地帶中所犯的罪行──一宗由政府各階層共同參與，前所未有的殘忍罪行。
談到那黑暗的年代，這位見証人甚感為難。文字由他的工具變成他的障礙，他不是用文字傳情達意，而是要跟文字抗衡，因為沒有文字可以描繪受害者如何將死亡看為尋常事，把生命當做奇蹟。然而，不管你知道與否，他的記憶也會成為你的記憶的一部分。
我以先人子孫的身份跟你們說話，就是那唯一的古老猶太民族，在她的悠長歲月中歷盡顛沛流離和壓逼，但從未放棄救贖的盼望。
他在少年時期目睹慘絕人寰的事情：政治狂熱的勝利和意識形態上對異己的憎恨。他眼見無數人被凌辱、隔離、折磨和殺害。他們絕大部分是猶太人，但也有其他的人。干犯這些罪行的並非一些流氓悍匪，而是德國政府中在學術、工業和醫療各方面位高權重的人。近年來該國已漸趨真正的民主，但疑團仍未解開：在那黑暗的年代，到底是什麼鼓動這許多優秀和忠心的公僕去發明這等恐怖手段？以其範圍和程度、以其龐大的數字、以羞辱和痛苦的深遠影響來衡量，奧斯威辛的悲劇雖在歷史上已有仔細的記實性描述，但仍然在筆墨和理解之外。
讓我來闡釋當時的情景：
嬰孩成為黨衛軍用來練習的犧牲品……兒童遭逢永無機會長大成人的厄運……父母親眼看著子女被擲入火坑……整個民族被深沉的孤寂所吞噬……無盡的絕望在事隔六十年後仍然日夜纏繞我們……
我們姑且稱為的大屠殺到底是在哪時開始？在1938年的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嗎？或者是在1939年，一首德國輪船聖路易斯號，載著一千多名德國猶太難民在美國海岸被拒的時候？還是在娘子谷(Babi Yar)發生的第一次大屠殺之時(註1)？
我們仍會問：奧斯威辛是什麼──是結束還是開始，是幾百年來的頑梗和仇恨而生的惡果，或是人性裏邪惡勢力的最後震撼？
集中營裡如同神所造的世界──擁有聯合國般不同國籍、傳統、文化、社會經濟狀況、講多種語言、有各種信仰和回憶的人。他們或是成年人，或是少年人，但在那個世界裡並無兒童和祖父母；他們都已遭毒手。
正如我曾多次提到：並非所有受害者都是猶太人，但所有猶太人都是受害者。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生為猶太人是罪過這回事，他們的出生為他們定了死罪。更正：猶太兒童在還未出生以前已經被定罪。他們的敵人最終目的是要把猶太人剷除；他們所要的是一個完全沒有猶太人的新世界。因此奧斯威辛(Auschwitz)、波能(Ponar)、切姆諾(Chelmno)、特雷布林卡(Treblinka)和索比波(Sobibor)等黑暗的死亡工場一一被建成，作為「終極解決」。劊子手到此殺戮，犧牲者到此受死。
這就是奧斯威辛：一個行刑者的理想王國；惡貫滿盈和咒詛滿佈之所；王子與乞丐、哲學家與神學家、政客與藝術家共存之地；一個失去一塊麵包猶如喪命，得到朋友的一個笑容猶如充滿盼望的一天的地方。
那時候，這位見証人試圖明白其所以然，但他仍不甚理解：怎可能有這種有計劃的陰謀，無止境的殘酷？受造之物變瘋了麼？造物主掩面不看了麼？一個虔敬的人，無論信神與否，也不能構想出奧斯威辛這種地方來。那麼人呢？那些聰明、有學識或單純守法的公民怎能白天槍殺數以百計的小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晚上仍能寬心欣賞席勒(Schiller,註2)的旋律和巴赫(Bach)的組曲？
這宗殘酷的災難成了一個轉捩點或分水線，永久改變了人們對其他人的責任感。當中慘痛的事實是：假若西方國家在希特勒入侵捷克和奧地利時加以干預，假若美國收容更多來自歐洲的難民，假若英國容許更多猶太人回歸他們的祖國，假若盟軍轟炸通往比克瑙(Birkenau)的鐵路，我們的悲劇或者可以避免，災害的範圍也肯定會縮小。
我們必須緊記漠不關心的可恥教訓，正如我們必須緊記要感謝那幾位無名英雄(如華倫堡Raoul Wallenberg)，他們冒生命危險去營救猶太人。我們永遠記得那些解放歐洲的軍隊和解放死亡集中營的士兵，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的美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俄軍及貝爾森(Belsen)集中營的英軍。然而對於許多罹難者來說，他們已遲來一步。這個我們也當緊記。
當美軍第三軍解放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我們心裏並無喜悅，只有傷痛；我們沒有歡唱，沒有慶賀；我們僅有餘力去背誦悼文。
在六十年後的今天，您們代表全世界的民族，聽我這見証人的一席話。我們大可像耶利米和約伯，悲歎和咒罵那被不平等和暴力壟斷的歲月。我們大可選擇以怨報怨，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大可選擇仇恨，我們沒有這樣做。仇恨是我們所不屑的，報復是可恥的行為。這些都是疾病，它們的歷史往往被死亡佔據。
這位猶太見証人用他民族的苦難作為一個警戒，他響起警號以阻止這種事情再次發生。他知道死者已矣；對他們來說，神已棄絕他們，人已出賣他們，勝利來得太遲。
但對於今日的兒童(您們和我們的孩子)來說仍未太遲，為了他們的緣故，我們作見証；為了他們的緣故，我們肩負控訴反猶主義、種族主義，以及宗教或種族仇視的責任。那些現今傳揚和實踐對死亡的崇拜的，那些奉行自殺式恐怖主義的，這些出現在本世紀的禍害，必須接受審判，為他們違反人道的罪行受懲治。苦難並不給予我們任何專利，懂得處理苦難才是最重要的。是的，過去仍活在今天，但將來仍在我們掌握之中。
那些經歷奧斯威辛的倖存者宣揚希望，而非絕望；善心，而非怨毒；感謝，而非暴力。我們必須投入，我們決不可接受事不關己的心態。漠不關心只會助長野心家，而非受害者。徒有記憶卻無視漠不關心的惡果又有什麼意義呢？
然而……世人可會記取這個教訓呢？
註1：娘子谷在烏克蘭境內，曾有數十萬人在此被屠殺，主要是猶太人。
註2：Schiller是德國戲劇作家和詩人，他的名詩《歡樂頌》被貝多芬採用於第九交響樂終章中。
蒙允譯自2005年2月18日載於www.beliefnet.com/story/160/story_16004.html的原稿。